2013年3月13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的相关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在回答有关通胀问题时，周小川表示，中央银行高度重视保持低通货膨胀的目标。货币政策有四个目标，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中央银行最强调的还是物价稳定的目标。
周小川进一步表示，2月份CPI同比达到3.2%，略高于预期，表明通货膨胀需要高度警惕，中央银行也历来高度重视消费物价指数，因此打算通过货币政策等其他措施，希望能够稳定物价、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周小川说，除了注意CPI同比以外，还要注意观察CPI环比，也就是这个月比上个月的物价有什么变化，周小川建议从环比的角度来分析目前CPI的走势。
在回答央行今年将会采取怎样的货币政策来避免房价过快上涨时，周小川称，货币政策主要是管理总需求，一般情况下，如果总需求过度的话，会导致物价上涨，同时资产价格也会上涨，这其中也包括房价、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但是往往经济也可能是不同步的，不同类别的资产价格上涨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更主要的是应对总需求，主要是根据像CPI这样的消费物价指数以及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调整货币政策。
如果各种价格变动不一致的话，货币政策作为控制总量的工具，不一定全都能够照顾到。但是对于房价，央行有一些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运用，比如说房贷首付比例和专门针对房贷的利率政策，还有专门针对房地产的一些价格调整措施，这些措施还会继续使用，有的还会继续加大一定力度。这不是总量政策，而是结构性的信贷政策，可以通过这些政策来实现控制房价的目标。
在回答下一步货币政策方向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相关问题时，周小川表示，201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预期增长目标为13%左右。这个13%代表了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含义就是比较中性。从数量上来看，今年定13%左右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预期增长目标，如果与去年和前年实际实现的数字相比，应该是趋于更紧一点，而这缘于保持物价基本稳定。
关于M2，周小川解释说，M2的数量和名义GDP的增长关系比较大，GDP要增长，生产要增加，就业的工人要增加，工资要增加，这些均需要货币支持；与此同时，通常储蓄率高的国家M2也比较高，而中国的储蓄率在全球来讲相对比较高；此外，间接融资比重比较大的国家，M2往往也偏高，因此，我国M2的比重是高的。
周小川强调：“如果我们今后能够控制M2的增长率，将其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就不会导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
在回答央行是否会保持信贷水平稳定时，周小川表示，2013年，我国还会继续保持信贷的平稳增长，而且只有保持信贷的平稳可持续增长，才能在中期或者长期范围内实现经济较快、质量较好的发展。信贷的增长要和国民经济制定的GDP增长目标以及控制物价水平的目标相匹配，与此同时，也要给改革以及结构调整留有一定的空间。
在回答下一步应该如何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时，周小川表示，首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需要高度重视；其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应该量化分析，既不要低估了它的风险，也不要说得好像风险已经大得不得了。根据银监会对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别的划分，可以划分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项目型的贷款，也就是市政基础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但都是一些有收费能力的贷款。这类贷款如果银行掌握得当，事先分析到位的话，不一定会出现偿付上的问题。
周小川说，还有一部分贷款是有抵押和质押支持的。这部分贷款只要抵押品和质押品不出现巨大变动，风险也是可控的。还有大约20%左右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项目可能是公益性的，它本身没有收入来源，要靠地方财政运用未来的其他收入综合进行偿还。这部分平台贷款是大家比较重视的，也是容易出风险的，还涉及到地方政府做的有些担保或者保证是否恰当的问题。对于这部分贷款，一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风险；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有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合适的融资渠道，金融市场还应该考虑通过改革、通过引进新的金融工具、通过规则的制定和调整来使得一些有综合收益或者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融资，能够获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支持。
周小川强调说，要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既关注其风险，同时也要对其进行分类分析，这样不仅有助于防范风险，同时也能看清楚下一步改革和金融创新需要朝哪个方向走，把现有没有解决好的问题解决好。
在回答人民币国际化和可兑换之间的关系时，周小川表示，央行的表述是“人民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跨境使用”，应当说是一个特殊的机遇和窗口使人民币跨境使用得以较快发展。这个特殊的机遇和窗口就是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大家对于某些主要货币产生了担忧，同时又有一些区域合作，这些区域合作希望中国加以支持配合，这些因素推升了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和发展。人民币逐步实现自由兑换，是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的政策，最早出现是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当时提出要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已经实现，今后要推动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他强调说，不管有没有这个窗口和有没有人民币国际化，都要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周小川表示，总体来讲，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按逐步实现的提法来把握。反过来说，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只是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好处，关键是对于整个中国实现开放型市场经济也有好处，它会使得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国内的实体还是国际的实体，与中国打交道的便利性会大大提高，对货币和交易的信心也会大大提高。
本报北京3月13日讯记者万荃李文龙报道今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梅地亚中心举行主题为“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的记者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易纲、潘功胜回答了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
当记者问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将铁道部部分职责划到交通运输部，并组建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这对铁路贷款和铁路债券的信用状况是否会产生影响时，刘士余表示，最近媒体和社会各方面都十分关心铁道部改革，涉及商业银行对原铁道部的贷款和各类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铁道部债券的信用状况是否会变化。根据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铁道部政企分开，原来由商业银行向铁道部发放的贷款以及铁道部发行的债券，铁道部下属企业从商业银行拿到的贷款都由新组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继承。国家对铁道部原来贷款或债券等各项支持措施和支持政策不变，所以说商业银行对铁路总公司的贷款，各类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券不会因为铁道部的改革而改变信用状况。下一步国家将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支持铁路建设、支持铁路的投资和融资。
当台湾媒体记者问及开放人民币贸易结算，两岸的政策还需要做哪些努力时，易纲表示，去年8月31日，人民银行和台湾的货币管理机构签署了《海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两岸货币的清算基本框架已经建立起来。双方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代理行或者清算行进行结算和清算。两岸贸易投资的发展还有比较多的需求，如果有必要的话，双方还可以商谈两地的货币互换协议。至于金融中心，易纲表示，金融中心是市场驱动的，一个地方是否成为离岸中心，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力量，比如说贸易结算伙伴、金融机构有这种需求，并且比较集中在一个地方。可能将来在全世界会有一些重要的金融中心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但这主要还是看当地的需求和市场竞争的结果。
当回答如何应对发达经济体宽松货币政策溢出的负效应时，易纲指出，我们密切关注各主要国家，特别是储备货币发行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分析过程中，非常注重分析这些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影响及其对全球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影响。最近在G20开会时，各国也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在G20这个层面上已基本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各国考虑货币政策时要以本国的经济为基础，既要避免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也反对一切形式的其他保护主义。我们希望各国严格恪守G20达成的共识，避免QE外溢效应和对整个全球金融市场以及资本流动的冲击。同时，我们在考虑自己政策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上述因素，在我们政策的考量中予以稳妥地应对。
在谈到广受关注的黄金储备问题时，易纲介绍，实际上中国基本上是第一大产金国，我国一年产400吨左右的黄金，除了自己产的黄金以外，中国也是首屈一指的黄金进口国。在每年进口黄金最多的国家中，中国和印度排在第一、第二位。这些年来老百姓用黄金保值、投资的热情很高。中国目前的官方黄金储备是1054吨，和美国、德国比起来的确不算多，但是我们也是第五、第六的排位。很多朋友建议中国现在应该多储存一些黄金，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稍微有点纠结，因为黄金市场非常小，即便使劲地投资黄金，以我们现在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计算，能够分散的也不过就是1%-2%的可能性。另外一个纠结的地方是，我们中国自己是进口黄金首屈一指的大国，如果我们在这时候官方使劲投资黄金，有可能会把黄金的价格打得更高，由于中国国内的黄金价格完全与国际挂钩，那么许多老百姓买金首饰结婚，或者过年买个小金条，可能就要支付更高的价格。黄金储备和黄金投资永远是一个选项，我们都会考虑，但是还是应当保持市场平稳，保持价格稳定，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既是产金第一大国，又是进口大国。我们一年能够进口500吨、600吨，甚至更多一点的黄金，除了我们自己产的400吨以外，我们还要进口这么多。这个需综合考量。
在回答本报记者有关“央行经理国库的体制是否会发生改变”的提问时，潘功胜说，《预算法》比较重要，所以受到了各个方面的关注。在《预算法》修订的过程中，学术界、实务界有很多热烈的讨论，其中央行经理国库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央行经理国库是国家多项法律法规赋予人民银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30年的实践证明，央行经理国库是一项非常有效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安排下，人民银行和各级财政部门相互配合，有效维护了国库资金的安全，提高了国库的使用效率。
潘功胜表示，去年在各方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共识是，央行经理国库制度安排的基本理念是其职责分离和权力制衡。在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中，央行和财政部门建立了一种相互分工合作、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在财政资金的收支中执行不同的角色。更通俗地说，财政是国库的会计、政府的会计，而人民银行则是政府的出纳。这是一个对国家的财政资金非常负责的制度安排。
潘功胜解释称，从技术的层面来说，人民银行在国库资金的收支活动中进行了四种监督，具有实时追踪和监督公款流动的技术能力，它和审计监督以及人大监督构成了对国库资金收支流动的一个相对完整的监督体系。下一步人民银行将认真履行法律所赋予的经理国库职责，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以加强国库监督为重点，建立国库单一账户为目标，推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国库资金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当回答如何看待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和利润增速明显下滑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现象时，潘功胜表示，这些年来中国的银行业盈利增长速度是不错的，它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宏观经济平稳发展的作用，也有银行资产和信贷规模增长速度比较快的作用，还有银行在内部深化改革、加强管理、进行技术转型的作用。
从2012年开始，银行的盈利增长速度有所放缓，银行的盈利增长在回归常态。但是银行的一些主要经营指标，比如说ROA、ROE、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成本收入比、不良贷款比率等等，这些反映银行绩效的主要经营指标还都表现得比较好。大概再过一个星期，中国的主要上市银行将会发布2012年度报告，到时会披露更为详尽的一些数据。
潘功胜指出，关于不良贷款问题，目前中国银行业无论是从不良贷款余额，还是从不良贷款比率看都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现在整个银行业不良贷款的余额不足5000亿元，而中国银行业整体的贷款余额到去年年底已经接近65万亿元，很快就会接近70万亿元。目前不良贷款率只有0.95%，这说明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水平总体比较好，在这样低位水平基础上有些波动应当属于正常状态。过去几年中，中国的银行业在拨备的提取上采取了非常逆周期的政策，去年年底拨备覆盖率的水平是300%，说明银行业风险抵御能力非常强。潘功胜表示，未来中国银行业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而且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现在主要银行的市净率水平在1.2倍左右，市盈率水平在六七倍，应该具有比较良好的投资价值。同时，我们希望中国的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盈利能力管理和风险管理，将经营绩效和资产质量长期保持在优秀的水平。
当记者问及如何评价温州金融改革一年来的工作时，潘功胜回答，温州的金融改革时间从去年的3月28日国务院批准算起差不多已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在一年的时间里，中央的相关部门和浙江省政府、温州市政府在改革的问题上统一了思想，对改革的内容和改革的思路也更加清晰。而且在规范民间融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建设金融基础设施以及提升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水平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在目前我们所推行的20余项的区域金融改革中，温州的金融改革所产生的背景和其他地区所进行的区域金融改革形成的背景有点不太一样。试点以来，温州经济处在下行的周期中，这种回稳重启的速度与社会预期值出现差异以后，舆论开始转而质疑改革的作用和有效性。有些观点可以理解，但是很多观点过于简化，而且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
对于温州金融改革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和预期，它的综合效果还有待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我们和地方政府已就下一步的改革做了很多次探讨，我们会按照去年国务院批复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的要求来继续推进，主要措施包括，一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二是合理地引导民间融资的规范化和阳光化，探索民间融资管理的地方立法模式；三是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防范金融风险；四是探索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加快培育地方资本市场。